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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國內現行反壟斷法實施機構，顯然只將中小企業(yè)或“個人串通漲價”等“小打小鬧”的行為作為其“工作重心”，而對壟斷行業(yè)尤其是國有壟斷行業(yè)的行為視而不見，更不要說去理會一下壟斷產生的根子了。

　　大學里一位“學二代”不無自夸地說，他坐的那輛“豪車”是以“政府采購”名義買來的，比一般市價至少便宜四分之一；他買的別墅也是托熟人打了大大的折扣拿來的，比常人買到的也便宜不少。很清楚這樣說并不算吹噓。在時下房市、車市雙雙發(fā)熱近乎失控的市場環(huán)境下，買車、買房沒有關系，不僅得多花錢，而且還沒多少選擇余地。

　　更有甚者，在中國，還有所謂“國內走私”之說。前不久從媒體報道中得知，國內跨地區(qū)之間販賣煙草屬于“走私”行為。剛看到這個報道還有些詫異，仔細琢磨后才搞清楚，在國內，同一個品牌的卷煙，在各地區(qū)的“官價”離奇地不一致，產地價格往往比加了運費的外地價格還高！為了維護煙草公司的利益，是不允許跨地區(qū)間“倒騰”的。

　　然而略微翻閱一下有關文獻便不難發(fā)現，上述諸種行為，在一般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歐美等發(fā)達市場經濟國家，是被歸入“價格歧視”之列，受到“反壟斷法”之下的反“價格歧視”條款節(jié)制的。何為價格歧視？按照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有關法律界定，就是同一種商品或服務的供應商，針對不同購買者收取不同價格的行為。說通俗點就是“看人下菜碟兒”的行為。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“反壟斷”法規(guī)，尤其是此類法規(guī)的長期實踐，鑒別出了三個級別的價格歧視，分為一級、二級與三級價格歧視。其中“一級價格歧視”又稱完全的價格歧視，指企業(yè)按照每位客戶情形收取他所能夠支付的最高價格的行為。“二級價格歧視”，指企業(yè)按照客戶購買數量定價，一般是買的數量越多單價越低。“三級價格歧視”是指企業(yè)按照不同的群體或區(qū)域市場制訂不同的價格。一般而言，企業(yè)會對那些價格-需求彈性高的市場取中低價策略，而對那些價格彈性低的地區(qū)采取高價策略。

　　比照諸如此類的“價格歧視”界定與分類便不難看出，前述“學二代”低價“豪車”、“關系價”豪宅案例，多半可歸入“二級價格歧視”之列，而煙草公司區(qū)域有別的定價，尤其是本地與外地市場價“倒掛”案例，則可歸入“三級價格歧視”之列。諸如此類的價格歧視，在一般市場經濟國家多半會受到反壟斷法實施機構的追究的，即便司法機構視而不見，也會為“好斗的”消費維權組織或個人借助法律訴訟給頻頻光顧到。一旦被證明違法，企業(yè)要受到嚴厲懲罰的。多半因著法律的威懾，在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，此類價格歧視往往難以大行其道。然而在時下的中國，此類公然的價格歧視行為，即便“好事的消費者”想告官，也往往找不到受理的機構。令人更感遺憾的是，即使在國家主管部門新近公布的反壟斷“強化規(guī)則”（比如國家發(fā)改委新近公布的《反價格壟斷規(guī)定》和《反價格壟斷行政執(zhí)法程序規(guī)定》）中，也難覓節(jié)制此類價格歧視行為意向的蹤跡。

　　我以為，上述公然的價格歧視行為雖小，但其危害不可謂不大。然而客觀地來看，此類價格歧視行為比之壟斷行業(yè)的做法來，可謂小巫見大巫了。在巨型企業(yè)尤其是“國企”壟斷的行業(yè)，產品與服務的價格并非按照市場競爭原則形成，而多半是按“成本”加“合理利潤”定價的，這里的“成本”及“合理利潤”，多半也由企業(yè)說了算，當然往往為“主管部門”所默許。于是乎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，每當壟斷行業(yè)出現虧損，首先想到的便是漲價而非壓縮成本，更不會有破產重組的事兒。而與其虧損并存的往往是職工尤其是管理層的高福利與高工資。此類壟斷行為，實際上并不受現行反壟斷法實施機構的節(jié)制。國內現行反壟斷法實施機構，顯然只將中小企業(yè)或“個人串通漲價”等“小打小鬧”的行為作為其“工作重心”，而對壟斷行業(yè)尤其是國有壟斷行業(yè)的行為視而不見，更不要說去理會一下壟斷產生的根子了。

　　理論上而言，壟斷產生的根子是企業(yè)規(guī)模過大，大到有了操控市場價格的能力，因而破壞了競爭性市場正常運作的環(huán)境，進而導致低效率和資源的低效率配置。后者損害的是全體國民的利益。因此反壟斷的法理基礎是保護公平競爭，這與維護社會公正相一致，也與維護資源配置效率一致。多半基于這一邏輯，一般市場經濟體反壟斷舉措的重頭，在于遏制壟斷力量的形成。由此我們看到，美國反壟斷法一出臺就直呼為《反托拉斯法》，歐、美、日等國反壟斷法要么稱作《公平競爭法》，要么稱作《反不正當競爭法》。同樣我們看到，自反壟斷法誕生迄今，美國司法部和聯(lián)邦貿易委員會等機構始終不渝所關注的重心，是對壟斷力量的遏制，由此形成了拆分巨型壟斷企業(yè)的“傳統(tǒng)”，從早期拆分巨型美孚等石油公司、鐵路公司，到上世紀70年代拆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（AT&T），再到上世紀90年代19個州狀告微軟。反觀中國反壟斷法規(guī)自誕生迄今的司法實踐，尚未看到有關機構對任何一家壟斷企業(yè)舉起法律大棒，更談不上拆分巨型壟斷企業(yè)了！如此反壟斷，多半帶有治標不治本的傾向。

　　當然話又說回來，“中國特色”的市場經濟體制與西方國家原本就不同，最大的不同是存在一個占據“主宰”或“主導”地位的國企尤其是“央企”群體。面對國企和“央企”，反壟斷法的實施無疑須“打折”。因為這些企業(yè)與實施反壟斷法的政府機構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。

　　趙 偉：教授、博導、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